、谁为辅的问题，自然而然地便有了定论。

　　况且伏龙山庄也会派遣部队南下，这是郭斌早就与士燮、朱符、王越说好了的。这部队虽说只是为了护卫庄院，可若是放在番禺城外，那就是干戈倒执。士家与刺史朱符本就关系微妙，双方一旦有起事来，郭斌的部队定然会掺和其中。这不是郭斌愿不愿意的问题，只要有这股力量存在，双方在计算力量对比和筹谋计策的时候，便不得不将这股力量计算在内。以郭斌南下占城擒拿林邑国王的爽利劲儿，再结合他在中原的赫赫声威，便不难推算他麾下军兵的战斗力。

　　因此，放任郭斌在番禺城外建设庄园，便仿佛是在卧榻之侧放了一把刀，刀柄还握在别人手中。这种充满极大不确定性的事情，正是任何从政之人天生便极为抵触的，在如今的组织形式下，凡是大权在握之人，所追求的都是一切皆在掌握之中的极端确定性。比如做皇帝的，想要的就是文臣不爱财，武将不惜死，每个人都兢兢业业为自己打工。做大臣的，想要的就是下属的绝对服从，是老百姓按时、按量、按照规定上缴赋税，即便出现灾荒，最好也要安安稳稳地坐在家中等死，千万不要作乱。

　　春秋时期，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正是想要努力追求这种确定性吗？

　　因此，将伏龙山庄的士兵放在香山岛上，极方便监控，只要出现什么风吹草动便可及时得到风声。而番禺城中便是出了什么紧急的事情，郭斌的人想要插手的话，那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等赶到了也就尘埃落定了。

　　码头和种植园选址的事情，就这样愉快地决定了，三方各有思量，又各怀鬼胎，在这事上意见倒是极为统一。

　　在第五日上，郭斌一行人便带着各自的座驾登上了士燮专门征调过来供他乘坐的楼船上。那楼船也是旗舰，就这样在士家子弟的驾驶下带着一溜儿装满甘蔗的运输船沿着海岸线向北去了。后面的海船都是士家和朱符征调而来可以在近海行驶的船只，郭斌付了可观的租金后便由其船上原来的水手和船长们各自驾着跟在旗舰后面。这些人都是在交州有家有口，极为妥当之人，又是通过士家与交州刺史这样的庞然大物招来的，想来不会出现驾着满满一船甘蔗逃了的事情。

　　这甘蔗又不是金银，在中原虽极少见，于交州却并不值什么钱的，目前也只有郭斌一家收购这些东西。因此为了那么一点儿甘蔗便要冒着偌大的风险，实在是不值当的啊。当然，郭斌也考虑过将运甘蔗的活儿交给别人去做，颍川郡只要坐在家里便有甘蔗送上门来，只要支付相应的金钱便可。不过这种将一个产业的命脉完全交到别人手上的做法，他最终还是没有采用。

　　先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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