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祁人。王氏家族是山西的名门望族，世代担任州郡的重要官职，在当地影响很大，威望颇高。中平元年，黄巾军祸乱中原，刚刚征召为侍御史不久的王允，被朝廷拜为豫州刺史，征辟尚爽、孔融等名士担任其从事，率领重兵讨伐黄巾军。

　　虽然同属南路军，郭斌却从未与其打过照面，盖因郭斌与南路军共事时间不长，便奉了皇甫嵩的将令，急匆匆地北上支援卢植，而王允则忙着剿灭豫州残贼，因此，二人擦肩而过。

　　在受降的过程中，细心的王允从农民军中搜查到一封中常侍张让的宾客所写的书信，信中涉及一些与黄巾军有关的内容。张让是当朝掌权的大宦官，权势很大，极受皇帝宠爱。王允也不计较利害关系，他怀疑张让与黄巾军私通，便进一步追查，把其中的具体细节全部揭发出来，并且写成奏折上奏皇帝。

　　不要看当时的王允是豫州的刺史，便以为他权力有多大。

　　“刺”者，检核问事之意。秦每郡设御史，任监察之职，称监察院御史。汉承秦制，在地方上也设了监察御史用以监督刺问地方官员。后来，其名称几经改易，至东汉末年，称为刺史。

　　简言之，刺史便是类似于如今的中央检查小组，用以帮助天子体察下情。因此，凡是能担任刺史之人，也定然是天子极信赖之年轻耿直的官员。因其所监察的区域极大，为防其尾大不掉，便常常以位卑之人担任，因此，刺史的官秩仅为六百石。

　　到了东汉年间，刺史的权力逐渐扩大。因为其多为天子信重之人，派遣刺史领兵作战之事便时有发生，而且刺史奏闻之事不必经三公委派掾吏按验，郡守、县令对之便颇为忌惮，甚至有因畏刺史而解印弃官之事。

　　所以，此时的王允，仅为六百石的小官，因其为人耿直，又是名门之后，兼且极具才华，便被天子任命为刺史，协助皇甫嵩与朱儁，在豫州境内剿匪。

　　天子刘宏接到王允检举揭发的信件，那肯定是又惊又怒啊！平日里那么信重的“左膀右臂”，竟然帮着黄巾贼寇反叛朝廷，简直是忍无可忍啊！于是，他便立即召张让进宫，怒气冲冲地指责张让，并要他交待实情。

　　张让见到王允的奏折后吓了个半死，急忙叩头谢罪，却拒不承认罪行，反而说王允忌妒陷害他，说自己对陛下，对朝廷是如何如何忠心耿耿，没有丝毫与黄巾军私通和背叛朝廷之意。灵帝本就有意偏袒张让，加上被张让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自认为他无罪，也便不再追究。

　　有时候便不得不说，这人无论是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是什么样的身份，总是只会相信自己所希望的真相，而不会顾及证据。因为你一旦有了先入为主的看法，便会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这个观点找论据，找证据。

　　刘宏虽然身为天子，其政治智慧也不容小觑，张让却早已将其研究透彻了，否则如何能十几年如一日地一直得宠？

　　就这样，张让无事，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然而，这却害惨了上书的王允。本来嘛，人家王允忠心耿耿地利用刺史可以单独上书天子的权力，将张让违法犯罪的证据都给你摆那儿了。就算是证据不足，可你这个天子竟然让当事人张让看到了奏折原本，这不是蠢吗？张让能不把王允恨得咬牙切齿吗？

　　于是，王允终于被下狱。

　　这里就要说到名门之后的好处了，这王允虽然被下狱了，可杨赐知道他啊！因此杨赐就劝他，说：“你因事得罪宦官张让，一月之内，两次下狱，很明显他是有意和你过不去。如今你是凶多吉少，性命都难保。为了成就自己的志向，你又何必不先退让一下，忍一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如果只一味好强，恐怕他不会放过你，请你仔细思量思量吧!”

　　可王允愣是梗着脖子，就是不听。

　　如今，杨赐在府中与郭斌众人所商议的，就是如何上书天子，救援王允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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