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复始。”
“所以殷部堂在极南，又是拆门又是搬床，朝中知其鱼肉缙绅权豪，可是能如何？这匪剿不剿？这倭寇平不平？只能任由殷部堂为非作歹了。”葛守礼也满是感慨的说道。
海瑞鱼肉缙绅被弹劾回家闲住不得签书公事了，而殷正茂已经登门踏户了，朝中不闻不问。
大明朝堂的明公们，是陛下鉴定过可以带到太庙给祖宗们看看的臣子，不是臭鱼烂虾，也不是酒囊饭袋。
其实他们讨论的，这就涉及到了一个遍布大明内外的普遍现象，也是一个不能触碰的话题，小民武装抗税，或者说民乱。
权豪们是极其擅长一个王道法门，制造民乱。
那就是将朝廷收税的压力向下转移，逼迫朝廷不能增税，甚至不能收税。
这也是当年倭患的主要矛盾，朝廷要收税，要设立月港都饷馆这样的钞关抽分，权豪们，就立刻向下朘剥，酿起民乱。
这就是顾绍芳那个秀才面对朝堂还田命令时候，出的绝户计，权豪们也早就形成了路径依赖，把百姓逼到没有活路，落草为匪，入海为寇，逼的朝廷不能收税。
悲观的王之诰略微无奈的说道：“姑息贿政大弊已成，积重难返。”
“难难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掌翰林院事王锡爵也是感慨万千。
一个死结。
地方官员，想要完成朝廷派发的赋税，就要姑息地方大户，否则大户不纳，就得下乡搜刮，下乡搜刮，百姓就用自己能用的一切来反抗征税，也不是小民们对朝廷不尊重，因为实在是太多了，地方大户侵占了多数的生产资料，却不肯纳，小民们就要承担这些税赋。
朝廷的鱼鳞册就在那里放着，一个县多少地，该有多少正赋就在那摆着。
这个可怕的恶性循环在税赋上的具体表现为：地方官要想收税，就必须要姑息占据了绝大多数生产资料的权豪，越是姑息，生产资料越会集中权豪手中，甚至包括了百姓本身，利用土地进行强人身依附，不是什么稀奇事。
权豪挟地自重、挟民自重，就愈发张狂，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而地方官，就越要纵容权豪。
朝廷一旦强令权豪还田，之前跟着朝廷一起朘剥百姓的权豪，就会利用手中人身依附的百姓，进行反抗，武装抗税，一地鸡毛。
仅仅是税赋吗？徭役、剿匪、修桥补路、学舍等等，地方所有一切活动，朝廷的一切政令，都陷于这种困境之中，却毫无办法。
这就是张居正反复提到的新政、权力都是自上而下，同样也是自下而上的。
“继续廷议吧。”张居正也没给出具体的办法。
廷议之后，张居正仍然是满面的愁容，他想到了一个办法，而且这法子，是有效的。
就是不知道皇帝陛下肯不肯了，这个事儿一旦干出来，那挨骂的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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