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中国人所使用的汉字方块体系信息量庞大，数量很多，一副活字要满足排版的需要，最少也得有几万个活字，有的甚至要刻制十几万个活字。

　　这样大的数量，制作工程是相当繁复的。

　　但是，对于欧洲人所使用的拼音文字体系来说，仅需要制作数十种字母、字符的活字，便可以非常方便地完成排版工作。

　　数千种活字与数十种活字彼此相差两个数量级，这种差距使得以汉字为载体的信息传输速度要比以拼音文字为载体的信息传输速度低出许多，客观上延缓了活字印刷术的推广与普及。

　　最后，活字印刷术在工艺技术的应用实践上也遇到了阻碍。

　　中国科技较偏重于经验和实用，凋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印刷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从宋代开始发展形成为三大刻书主体，即官刻、家刻、坊刻。

　　即便是到了现在，也是以此为主。

　　民间的书坊，大多还是使用凋版印刷，即便是活字印刷的书坊，大多也使用木字字模，不过由此也导致印刷效果欠佳。

　　内廷经厂倒是有一套铜字字模，印刷效果极佳，可是就那套铜字字模要想刻印《永乐大典》，想想就知道办不到，只怕不是废掉几套这样的铜字字模那么简单，更何况那套字模也是掏空了当时内廷的积蓄才置办起来的。

　　凋版印刷已有悠久的历史和成熟的工艺，拥有大量专门从事凋版印刷的工匠，且分工较细，已形成专业化的格局。

　　而我国古代图书发行流通量不是很大，市场需求量较小，因为读书不管是在那个时代其实都是一项很花钱的事儿，民间需求决定了大多数书籍印刷的数量不会很多。

　　这样，书坊为了追得利润，力求降低成本，就不愿意丢掉原有的传统凋版工艺，而去尝试采用活字印刷这种新技术。

　　于是在应用实践上，活字印刷遭到了来自书籍经营者主观上的阻碍。

　　别看嘉靖皇帝仅仅是看了几眼就下达了印制《卫生易简方》书的决定，这也是因为这本书不过百页，大规模印制肯定是凋版印刷，也就是数百块凋版即可，还在朝廷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不过陈矩说的印制《永乐大典》可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那需要的银钱怕不是要几百万两银子都未必打得住。

　　所以，别认为古代有了活字印刷，好像印书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其实费用颇大。

　　因此，嘉靖皇帝在内心里第一时间就把陈矩的提议否掉了，即便他也早有此心，可是毕竟力有不逮。

　　开玩笑，几百万了银子，这是大明朝几年的银钱收入，为了印制一套书花掉这么多钱，嘉靖皇帝还干不出来这样的事儿。

　　嘉靖皇帝脸上的表情从一开始的欣喜到最后的暗澹，虽然没有说话，可不管是陈矩，还是黄锦，或者高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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