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的集团了。

　　雍正规定：下五旗各旗主对于包衣可以照旧享受“主人”的权利，对于旗员则只能用为“护卫、散骑郎、亲军校(小军官)、亲军”，不许用作仆从，管家务，供差役。倘若要在旗员中调人充任这些贱役，就必须专案奏请。旗员当了京官侍郎以上，外官县知事以上，旗主不许挑选他们的子弟当侍从，或管带包衣的“下官”。

　　各旗彼此之间，也不许发生横的关系。这一旗的旗员与包衣，不许到别一旗旗主那里去当差。上三旗的旗员包衣，更绝对不许“在诸王门下行走”。

　　雍正精力过人，喜欢办事，而不怕繁琐，可说是天生的一位大行政家。他自奉甚薄，较康熙有过之而无不及，虽致力于清查逋赋、欠赋、增收关税、盐税，却只是为了充裕国库，不是为了一己的耳目之娱(宫室)，口腹之欲(饮食)，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他把整理财政的所得，用在免赋、赈灾、浚河、筑堤等项目上。

　　如果他不是皇帝，而是一位宰相或“大学士”，以他那一种综核名实的作风与政绩，其值得后人的歌颂，也许要超过张居正。我们不可忘记，他是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人(即位于公元1722年，逝世于1735年)。那时候，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具有所谓责任内阁制的政府，除了英国以外。甚至在英国，责任内阁制也不过是刚刚萌芽罢了。

　　我们也不可忘记，中国自从明太祖晚年以来，一直到他(雍正)即位之时，已经有三百多年不设宰相。大权在原则上操在皇帝之手，而若干大学士与(明朝的)所谓秉笔太监，顾名思义，也只是皇帝的书记而已。

　　我们可以不欣赏他的作风，不佩服他的政绩，但不应该责备他不懂得用宰相代治国家，不懂得创设一个民选的议会，正如我们不应该责备孔子不会驾驶汽车。

　　就事论事，以当时的标准衡量，雍正的用人行政虽不是完全无可批评，的确比康熙与乾隆均高明得多。

　　他最信任怡亲王胤样，先用为“总理事务”的大臣之一，后用为大学士及军机大臣。这胤祥是一个忠心、能干而不要钱的好官。

　　次于胤祥的，是鄂尔泰与张廷玉。鄂尔泰是满洲镶蓝旗的旗员，姓西林觉罗氏(不是爱新觉罗氏)，可谓与皇家同族，而不是宗室。他的高祖父屯泰率领汪钦地方七个村庄的女真人归附努尔哈赤，作了牛录额真(佐领)，曾祖父图们在皇太极之时对明军作战阵亡于大凌河。他本人在康熙三十八年考中举人，在康熙四十二年袭封佐领，在康熙五十五年当了内务府的员外郎。

　　那时候，雍正以皇子的身份对他有所请托，被他拒绝；不料因此反而很受雍正重视。雍正一即位，便特别提拔他，放他为云南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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